昭通开展“六好”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创建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不仅表现在GDP上，还表现在就业上，特别是在沿海地区。

（作者单位：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民日报》（2023年05月17日09版） 进入专题： 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绩显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金税四期是金税工程的再升级，重点推行发票电子化变革，形成全电发票，即发票开具、报销、入账、存储归档等环节全部实现电子化，发票即时开具、即时交付、即时查验。

而及时、便捷地掌握处理全景下各特定视角、特定局部相关信息，又将有效地支持宏观治理，为企业与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精细监管与经济结构优化，提升综合绩效。 在数字科技创新成果日新月异的今天，大数据信息已成为供给侧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高效规范的统一大市场成为使生产要素与各类资源畅通流动、公平竞争的重要载体。2021年8月，金税四期启动，并于2022年基本开发完成，如今全国范围内已有广州、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上海、重庆、天津等10省份进入运行试点。除税收大数据外，其他政府金字号工程也势必联网形成信息大平台，加之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已将与非政府部门大数据合理化对接列入工作日程，今后我国相关数据要素的获取、发掘和有效利用，必将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

国家税务部门掌握的大数据，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的金税工程。2003年后，金税三期启动，形成采集所有税收数据的综合性税收信息系统，还发展了与其他监管部门的联网。

当时，在统筹考虑推进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要领与重点时，决策层清楚地意识到信息技术革命将带来挑战与机遇，决心在从国家管理调控走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兴办一系列政府金字号信息工程，如金财金审等工程。交通运输和物流支撑作用增强，现代流通体系逐步健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系列税收大数据，分析和展示了近年来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一些进展和特点，包括省际贸易关系度增强，凸显统一市场的潜力优势。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金税一期启动，主要切入点是为实施增值税专票监管，开发交叉稽核系统，从而为分税制配套改革释放正面效应，提供一种技术性保障条件。

金税工程一期又一期升级发展，使税收大数据可依托科技创新成果，逐步提升其功能作用，日益具备由税务看全局的全景认知能力。金税工程也是其中之一，其长远目标是信息化管理的全面联网。创新、信息要素配置增强，重点地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2018年至2021年，随着国税、地税合并，社保缴费、土地出让金逐步划归税务部门征收，金税三期并库版正式上线，显著提高了信息化管理水平。

1998年至2003年间推进到金税二期，完善交叉稽核，确定防伪税控，对增值税发票实施全面监控。大数据将为这一重大制度机制提供技术性信息反映图景、决策支持条件，成为治理完善化的基础。

伴随着依法治税，税收大数据可以直接、间接地反映统一大市场上投资与公共服务环境中的诸多生产要素流动情况，以及资源配置中方方面面的交易行为，也有利于及时发现要素流动、供需循环中的堵点和偏差，进而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促进高质量发展。诚如研究者指出的，所谓统一大市场，是具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特征的、适应解放生产力要求、塑造长期主义行为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及态势的市场。

所谓统一，是基于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以及统一的市场监管规范、政府服务准则、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如果说金税三期的重点是联网，那么金税四期的重点就是上云，实施全流程监管，有望从三期的以票控税升级为以数治税，并且联通非税业务信息，发展智能化的信息处理机制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跌，大多年份CPI增速低于发达国家的2%通胀目标，PPI长期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市场为回报率低、没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融资。 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环比下降0.3%，1-3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3%。虽然202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形势有所好转，但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的中国GDP平均增速为4.5%。通胀率变化对于供求缺口变化在时间上的滞后往往使货币当局要么是看不见即将到来的潮水，要么是对已经潮水已经退去浑然不知。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惯性，许多地方的产业已经形成了某种格局，调整战略布局成本很高。一些省份正在推出重大项目投资（主要还是基础设施投资）。

但过去十余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过快。但无论如何，仅依据一、两个月CPI环比数据不足以对物价变动趋势做出明确判断。

2022年初中国政府大概是以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四年的GDP的平均数增速为依据，把2022年GDP增速目标定为5%-5.5%之间的。当然，为了提振消费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如使收入分配更为均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当然，如果通缩判断是基于某种理论模型做出的，则另当别论。CPI环比陷入负增长并非新鲜事。

供大于求产生物价下降压力，供不应求则产生物价上升压力。中国面对的第二个抉择是内需驱动还是外驱动？中央已经提出 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

当然，即便如此，中国的真实物价水平是否下降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2020年GDP增速为2.2%，2021年仅仅因封控比较宽松，GDP增速就大幅度上升到8.1%。

消费和投资是对立的统一。扩大消费有助于扩大总需求。

但2023年GDP的增速目标比2022年GDP的增速高2个百分点。由于2022年GDP增速的低基数， 2023年GDP增速即便达到6%也只不过是使中国的GDP增速保持了4.5%的低增速。中国确实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是有必要的。中国经济增速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10.2%下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国GDP潜在增速低于6%。

当然，基础设施投资必须仔细规划，必须同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城市化战略、自主创新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衡量经济是否进入通货收缩状态，一般应看CPI同比是否持续负增长。

因而提出：即便通胀率有所上升，中国也应该坚持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既然已经明确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例如，在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中所占比例不到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所占比例也仅为10%左右。但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当收入持续增加、收入预期改善，消费才会持续增加。